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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海琴:田野上的初心
发布时间: 2018-04-16   访问量:0   保护视力色:
 1993年8月,我中专毕业,分配至乡镇计生办工作。与同届几位分配在县城上班的同学相比,我在校的成绩和表现要相对“好看”些,因此,对于工作安排常显不甘。
  接收我的是镇计生办的主任杨桂英和干事徐瑞萍二位领导。报到前就听说她们的工作业绩全县有名,徐干事还是省劳模。简单介绍、安排好办公桌椅后,两位领导就让我一起下乡走访一位产妇。
  盛夏八月的上午,骄阳似火,烈日一曝,我浑身难受。路上不断遇到下地农忙或是收工回家的老乡,到处是招呼声和问候声,“徐主任又来望哪个啊”、“杨主任,到我家吃西瓜呢”,亲热亲切得很。
  乡村小道左拐右弯,终于到了产妇家里。我紧忙跑到客厅电风扇前凉快,而两位领导却径直走进人家的卧室,抱起娃娃拉起家常。我听明白了,这个女婴是二孩,因为一孩也是女娃,婆婆思想上有情绪,不乐意照顾儿媳,两位领导是来做婆婆思想工作的。看到镇上干部汗湿衣襟亲自登门,婆婆面露歉意,经过一番开导,再三表示一定会精心照料好儿媳。
  返回办公室时已是正午,脚下的路像火蛇一样喷吐着烈焰。抬头看看两位领导,仍然匀速蹬着自行车,骑一路谈一路,这个村新结婚几个,有几个是云南贵州的,还达不到生育年龄,那个村的计生工作问题出在妇女主任不负责上,还有哪个村的书记主任不重视计生工作,明天要去见个面等等。听着这些交谈,想起来时路上群众的招呼声,我心中的暑浪逐渐平息,都说基层计划生育干部狠辣,群众意见大,没想到眼前两位领导的工作如春风化雨般滋物润田、深得人心。
  个把月呆下来,我们就亲如一家了。两位领导都是本乡本土的人,年纪和我母亲相仿,子女也和我一般大,我就以“阿姨”相称。徐阿姨家几代贫农,属于“根正苗红”型的农村女干部。她是个工作狂人,下地劳动、家务活样样精通。她对生活充满自信,待人真诚,浑身充满正能量。她保持着那个年代基层干部的优良传统:早起下地干活,换衣到办上班,到办安排好一周工作后就推着自行车下乡兜转。物质上她从不讲究,一壶凉开水、两个烧饼就是对付一顿,谁家硬拉死缠随饭,她也能陪男女主人喝一碗。那些年,计划生育工作经常要外出寻访,她一个中年妇女,抵得上青年男同志的精力。印象最深的是她做群众工作,出口成章,分寸得当,有礼有节,从来没有空泛的说教,也没有事先准备的腹稿。对方在田头,她就边替人家干活边拉家常,对方在织毛衣,她就手把手教人家编出新针法,迅速打开谈话局面。在我心目中,徐阿姨是个极富“个性魅力”的女人。
  徐阿姨还有一个特点,嗓门大,说话直截了当。有人劝她为人处世婉转一点、圆滑一点,她从不放心上。工作上意见相左引起争执的情况是常有的,领导、同事都明了她于心无私,皮袍下榨不出一个“小”字,所以当时的不愉快,事后也都消散了。五十岁那一年,徐阿姨高票当选为副镇长。
  杨桂英阿姨出身富农家庭,人美心善。她和我聊起她年轻时在县中读高中,成绩名列前茅,却无缘高考,更不会被推荐上大学时,仿佛说的是其他人的事情,淡淡地一笑而过,让我对分配时自己的狭小心胸感到惭愧。她毕业后最大的愿望是能嫁一个贫下中农出身的男人。回乡务农几年,她凭借一手好字、一手好篮球被同村妇女推荐为妇女委员,又继续靠自学会计选到镇上工作。在我的印象中,杨阿姨工作谨慎,对事业对同志忠诚,在工作上和徐阿姨一里一外,互补互衬,一搭档就是二十多年。徐阿姨当选为副镇长、市计生委领导后,杨阿姨继续留在计生办配合着其他人工作,一直默默无闻。在家庭中,她也是永不知倦的老黄牛,陪着贫下中农出身的文化水平不高的丈夫,起早贪黑劳作着,从不攀比抱怨。
  三年后,我被安排到财税、监察等岗位工作,最终成为了一名统计人。在离开两位阿姨的日子里,我虽努力,仍没能学得徐阿姨玫瑰般地铿锵绽放,也没能学得杨阿姨苔花般地青春自来,只能尽力葆有她们待人的诚恳善意,尽力葆有她们对生活的执着热爱,尽力葆有她们对事业的忠实坚守。
  岁月流淌,思念成河。清明回乡,我拜望了已是古稀之年的徐瑞萍阿姨。她不愿守在城里闲散,和老伴搬到娘家村,承包了一块荒田,发动村里老姐妹们,种树、种花、种各种绿植,自己老有所为,又给周围乡邻带来额外收入,干得不亦乐乎;杨桂英阿姨一边带外孙,一边给企业代账,日子也过得称心舒意。我知道,无须祝愿,两位阿姨都会健康幸福的。(作者单位:盐城市统计局办公室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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